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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文化:清代前期江南城鎮工作習慣的變遷

邱 澎 生

 計畫摘要計畫內容參考書目ABSTRACT

   十六至十八世紀,隨著國內與海外長程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市場經濟有了更進一步演化,特別是諸如棉織、絲織、瓷器製造、紙張加工等集中於江南城鎮生產的眾多手工業者,以及包含當鋪、錢莊、票號在內的各類商業組織從業人員,這些手工業者從事的行業主要都以全國市場甚至是海外市場為其銷售腹地,而一些當鋪、錢莊、票號從事的融資活動,則也與上述手工業相關連。無論是這些手行業的工匠、長工與短工,或是相關商業組織中的伙計、學徒與經理、股東,在此期間都愈益聚集在一些江南城鎮,他們的工作方式、工作時間乃至工作價值觀,不僅衝擊到既有各種官營、民營等不同性質的生產組織,也重新形塑著當時江南城鎮居民的工作習慣。

  這些工作習慣的變遷,集中出現在蘇州、杭州等江南地區最繁華的城鎮裏,而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在手工業方面諸如:外地勞工的移入都市居住、部份工場出現的在夜間燈火下從事勞動,以及工人爭取調高工資引發的司法訴訟與罷工事件;而在商業方面的工作習慣變遷,則特別反映在強調訓練學徒與店伙重要性的規範手冊裏,這些內容包括對勤勞、儉樸德性的要求,以及講求讀書、習字、算盤等技藝習作的種種說辭;另外,有關商人行為是否符合、如何符合「義利之辨、公利之利」等道德問題,也都是時人討論的議題。以上諸種有關工人、店伙、學徒與商人的工作方式與價值觀慣變遷,都是本計畫希望分年探討的「工作習慣」議題。

  本計畫希望能以清代前期江南城鎮各種工作習慣的變遷為探究焦點,分析工人、店伙、學徒、商人乃至市井小民等各種不同職業範疇中的工作習慣,考察其各自或異或同的演變過程,並且探究其背後反映的種種價值觀與心態變化。最後的目標,則是希望藉此更好地說明當時中國江南地區的「經濟」與「文化」互動,進一步探掘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傳統中國經濟變遷的特殊軌跡。

關鍵字:工作、時間、經濟、文化、江南、清代前期

 計畫摘要計畫內容參考書目ABSTRACT

(一)研究目標與重點:

  近二、三年來,明清經濟史研究出現了一場頗有意義的辯論,圍繞著 Kenneth Pomeranz 所著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譯書名為《大分流》)一書的出版(Pomeranz, 2000),學者由「比較史、世界史」應如何寫作的方法論問題,以及英國在十九世紀前是否真的並不在經濟結構與文化心態上領先其他國家等問題,對該書所提以「互惠性比較」書寫世界史,以及強調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關鍵實在於美洲大陸做為原料與產品腹地的歷史「偶發性」,進行了種種討論與批評。而其中爭辯最激烈的,則似乎又特別是放在十八世紀前的中國經濟表現到底是不是真的不遜於英國這個問題,抱持不同觀點的學者針鋒相對,甚至劍拔弩張(如:Huang, 2002; Lee, Campbell and Wang, 2002; 黃宗智,2004)。姑且不論此書引發的世界史或英國史爭議孰是孰非,若單只先以辯論雙方所涉及的中國史內容來看,其中爭議焦點其實仍然是明清經濟史長期存在課題的延長,這個長期存續課題即是:如何評估十八世紀末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前夕中國與西歐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隨著近半世紀以來明清經濟史研究的蓬勃發展,學界對傳統中國經濟發展已有了很多新的認識,簡單而武斷地對上述近代中國與西歐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做結論,總是難免掛一漏萬,甚至經常是論斷愈「簡單明瞭」,則結果愈是破綻紛陳而難自圓其說。

  大致看來,中國經濟在十六至十九世紀前期之間,隨著國內長程貿易與海外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當時全國市場已愈趨成形,糧食、棉布、食鹽成為占長程貿易前三名的大宗商品,而做為當時手工業產品代表的棉布,也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間逐漸取代了長期以來占長程貿易量第二位的食鹽,更有劃時代的意義。這表明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大規模的手工業產品、農產品與礦產品的區域分工格局(吳承明,1985;李伯重,1999;郭松義,1982;林仁川,1987),清代前期全國資源與人口的流動,已形成「已開發、開發中、未開發」三大塊地理區之間的經濟分工格局,各經濟區內又出現各有特色的商品集中區(王業鍵,1973;范金民,1998:130-151;山本進,2002a)。這些現象正是近年來一些學者所盛稱的「斯密式成長」,其對經濟表現(performance)的重要性,絕非是何以傳統中國並未出現西歐資本主義的「為何不能」式問題意識能削抹其重要意義(王國斌,2004)。既然如此,則我認為接下來要問的其中一個迫切問題應是:如何才能更整體而細緻地說明當時中國市場經濟的演化路徑?這是一個新的學術挑戰,其困難程度要比過去那種簡單論斷中國與西歐近代經濟發展水平孰優孰劣,或是判定傳統中國國民所得變動與單位經濟生產力是否已然陷入「停滯」等提問方法,要大的更多。為了深入理解傳統中國的經濟演化,對當時都市生活的變化情形做更細緻的討論,確是很有幫助;我參與這個以探究都市生活變遷為主題的研究計畫,一方面是由討論都市生活「工作習慣」變遷來和其他學術夥伴互動,豐富現有都市史研究的議題;另一方面則是試圖由工作習慣變遷這個層面,用更廣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取徑分析當時經濟結構的變化,進而探究傳統中國經濟的特殊演化方式。

  「工作習慣」與經濟結構、經濟演化之間有何關係?一些專門研究歐洲、印度的史學家(如:Le Goff, 1980; Thompson,1997 ; Joyce, 1980, 1987; Chakrabarty, 1989),以及一些知名的人類學家(如:Sahlins, 1972; Bourdieu, 1977, 1990),都曾對此方面議題做了甚富新意的討論。大致說來,自1980年代以來,一種新的「工作」史(a new history of work)即已愈益成形並且嶄露更好的學術成果,從事這樣研究議題的史學家,更強調「工作」在歷史上所具備的兩個特點:一是「工作」不能只是做為「勞動力」意含的經濟學分析單位,而應該被視為一種「文化的活動」(a cultural activity);二是「工作」在歷史上不斷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從而產生種種與「工作」有關的不同論述(discourses)(Joyce, 1980)。而人類學家Bourdieu則以更理論、更全面的方式來呈顯「工作」如何成為一種「習慣」,以及「工作」在特定文化脈絡的具體實踐過程中,如何可與時間、性別、空間、宇宙觀、乾溼、冷熱等各自不同的「基本分類原則」(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division)相互揉合(1990:200-227, 特別見頁210、223)。

  英國著名史學家E. P. Thompson這方面的研究則已成為經典之作。在他看來,傳統社會下民眾的時間計算觀念,通常都和自身熟悉的工作習慣有密切關係,諸如牧牛、牧羊、用餐的時間,農作物培育生長的時間,獵人於夜間設置陷井、漁夫配合潮汐漲落時間捕魚,以及鐵匠打鐵配合鍋爐火候變化等「工作」流程有關的種種不同「時間」,都是其中顯例(1997:355-7)。而我們當代人目前所熟知的「時間」觀念,則是和首見於英國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密切相關。

  以歐洲歷史為例,Thompson說明了工作與時間關係的演變,這個演變清楚顯示了歐洲經濟結構變化的歷史。歐洲由封建晚期、近代初期,乃至發展到十八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歷史過程,和工作有關的「時間」觀念,發生了以下三個重要變化:一是十四世紀以後,在城鎮教區與其他公共空間中,普遍設置著供公眾觀看的時鐘,但此時仍然只停留在表面現象的變動(1997:361),變化並不深入人心。二是至少自十七世紀以來,在農民與勞工日常生活的底層中,加速了由雇工「時間」轉變為雇主「金錢」的變化趨勢,Thompson稱之為由「工作導向」(task-orientation)的時間轉變為「計時勞動力」(timed labor)的時間,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變遷。於此變遷過程中,勞工意識到「屬於雇主時間」與「屬於自己時間」的區分,「時間」變成愈來愈需要計算的對象,甚至根本就是「金錢」的同等物(1997:358-9)。三是十八世紀後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工廠主需要勞工準時上班、大眾運輸工具出現等需要「工作時間同步化」(synchronisation of labor)的程度日益增加(1997:370),工作時間不僅愈來愈等同於金錢的換算,每天工作時間如何分配的問題,也由原先個人或家庭自行決定的「普遍不規則」(general irregularity)型態(1997:372),變成為社會大眾必須共同遵守的工廠、鐵路、電車等標準時間,成為具有很高一致性的工作時間型態。

  Thompson強調,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轉型(the transition),不只是發生了類似「工業化」這種一般經濟學和社會學習用分析術語所形容的結構變化,而其實是奠基於「整體文化」的變遷,這裏面既包括了權力體系、產權關係、宗教制度等變遷,也包含了作者集中分析的生產技術條件限制下的時間意識,以及將時間計算做為剝削勞動力的手段。簡言之,經濟結構變遷絕非只是生產技術、生產力的增減,而根本是人民生活底層所發生的「工作」與「時間」觀念的鉅大變遷(1997:382)。而這個經濟結構變遷之所以能夠出現,更有其複雜的商業、政治與社會文化因素做配合,以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以後才普及的「朝六‧晚六」十二小時工廠制新工作規範為例,這不僅是由資本家獲取政治權力進而修改國家法令的「外在壓力」做強迫而形成的,其實也同時是藉由傳播新教倫理、節省「虛耗」時間的「時間即金錢」等意識形態宣傳(1997: 395),加上提高工資等誘因,才能將工廠制的新工作規範予以「內在化」(the internalisation of new discipline),從而使勞工自願接受(1997:390)。這些外在與內在變化帶來的衝擊,雖然曾在十九世紀引發了勞工階級的各種抗爭,但最後在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以及階級衝突與鬥爭的角力過程中,英國勞動人民的舊式工作習慣(working habits)仍然逐步被改變了(1997:388),在廣大勞工行動與觀念中,乃植入了新的勞動習慣(labour habits)與新的時間紀律(1997:394)。Thompson的結論是:「國民所得持續增長」只是經濟成長的表象,經濟成長無法用發展經濟學家的「計劃」來完成,沒有同時發生的文化與社會意識變遷,便沒有經濟成長(1997:403)。

  此處無法多論「工作習慣」議題的重要性,我也絕不願照搬那些植基於歐洲或其他地區歷史經驗而來的概念或理論;只是,以這些學者有啟發的研究為例,可讓我們清楚看到「經濟」與「文化」之間那些既複雜而又密切的關連性,以及這樣的關連性究竟可以如何具體反映在工作習慣變遷的議題上。上述探討「經濟」與「文化」關係的研究,其實正好突顯了目前那些以有限量化史料而斤斤計算「單位生產力」研究作品的有限性。「工作習慣」與經濟結構之間的關係,絕不是只有首先發生工業革命、出現工廠制度的歷史,才可能有研究的意義;而探究工作習慣與經濟結構之間關係的變化,即是要更豐富而細緻的說明歷史變遷的整體性。以下將略為說明本計畫分析「工作習慣」的大概內容。

  我研究的時間與空間範圍,主要是清代前期的江南城鎮,這是當時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經濟精華地區,而特別是像棉織、絲織、瓷器製造、紙張加工等行業,都提供了勞工的眾多就業機會,吸納許多手工業者進入江南城鎮中工作。此外,以當鋪、錢莊、票號為代表的各類商業組織,無論在數量上或是規模上,都有更多成長,可讓更多伙計、學徒進入這些行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手工業者從事的行業主要都以全國市場甚至是海外市場為其銷售腹地,而一些當鋪、錢莊、票號所從事的融資活動,則也與上述手工業相關連。無論是這些手行業的工匠、長工與短工,或是相關商業組織中的伙計與學徒,在此期間都愈益聚集在一些江南城鎮;他們的工作方式、工作時間乃至工作價值觀,不僅衝擊到既有各種官營、民營等不同性質的生產組織,也形塑著當時江南城鎮居民的工作習慣。

  江南城鎮居民工作習慣的變遷,集中出現在蘇州、杭州、上海等當時經濟最繁華的城市,以及這些城市所屬的部份工商業市鎮中。工作習慣的變遷,至少反映在手工業與商業等不同經濟領域內。以手工業工作習慣的變化而論,諸如:外地勞工的移入都市居住、部份工場出現的在夜間燈火下從事勞動、工場與住宅區位的混同,以及工人爭取調高工資引發的司法訴訟與罷工事件(劉永成,1959;許滌新、吳承明主編,1985:718-720),這些現象都可能引發工作習慣的變遷。而在商業工作習慣的變遷上,則特別反映在像是提醒商人經商與行事守則,以及規範學徒與店伙訓練過程的種種商業手冊中,後者如強調勤勞、儉樸、讀書、習字、講求算盤等等品德與技藝重要性的說辭(羅崙,1989;李伯重,2000:435-446;王振忠,2002;彭南生,2003:232-241);前者則如強調商人經商與從事公共活動應該結合「義中之利、利中之義」等道德操守,這些有如宣揚如何成為一位好商人的「賈道」等相關議題,在明清時期已漸漸成為部份士人討論的焦點(余英時,1987;劉廣京,1987;Lufrano, 1997);而商人在傳統中國歷史上本來不太群集抗議政府施政,但清代前期多起明顯的「罷市」行為發生(楊聯陞,1976;金弘吉,1992),或許也反映部份商人重新看待自己行業倫理規範的另類觀點。以上種種有關工人、店伙、學徒乃至商人的工作方式與價值觀念,都在清代前期江南城鎮的場域裏發生若干程度的變遷,這些都是本計畫最感興趣的「工作習慣」議題。

  舉個也能反映清代前期江南城鎮工作習慣變遷的具體例子。清人毛奇齡(1623-1716)曾著文建議杭州地方官解決當時城內經常發生火災的問題(該文為〈杭州治火議〉,收入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卷95),在指出「杭州多火災,歲必數發,發必延數里」現象的同時,毛氏分析了杭州城內的居住條件:「大抵,杭人多賃屋而居,屋非己有。即屋中什器,亦所值無幾,脫不幸,即竄身以去,不關痛癢。而間有住己屋者,又往往因循忽之」,毛氏強調:杭州城居民無論是租屋居住者或是住在自家屋中者,在使用火燭、薪火、煤炭時,都不夠小心謹慎;他甚至區分出若干杭城租屋民眾的職業類別,進而將職業性質與城市火災相連繫起來:「儈販營業,多以炊煮蒸熬、燻焙燒炙為生計。而貧民晝苦趁逐,往多夜作,諸凡治機絲,鍛金錫,皆通夕不寐」。由此可見,十七、十八世紀的杭州城內,即已存在眾多租屋而居的餐飲行業小商販,以及從事紡織業(「治機絲」)與冶鑄業(「鍛金錫」)的勞工。毛氏的觀察可提醒我們以下幾個問題:勞工工作場所是否即是他們自己的居屋?這些杭州城內雇工的工作時數與工作環境如何?由毛氏指出「夜作、通夕不寐」的情形而論,則也可再推出以下問題:既然要夜間工作,則工場中基本照明使用的燃料與設備又是如何?這些問題都能做為分析當時工作習慣變遷的部份線索。

  杭州城還不算是清代前期江南地區工商業最繁華的都市,在蘇州、南京地區等工商業更發達城鎮裏,也還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工作習慣變遷,如蘇州城內出現的紡織業「散工」市場,不同工別的織工聚在蘇州城內不同地區以待受雇(《吳門表隱》卷2:「花橋,每日黎明,花緞織工群集於此;素緞織工聚白蜆橋;紗緞織工聚廣化寺橋;錦緞織工聚金獅子橋。名曰立橋,以便延喚,謂之叫找」),此種織工於每日黎明群聚某座橋上待雇的「叫找」制度如何出現?也很可注意。而蘇州棉布業「字號」與南京絲織業「賬房」在清代前期的發展,工人如何因應這些由商人變成手工業資本家的新形勞動制度?另外,還有部份地區手工業中出現的勞工「合夥」現象(徐建青,1995),也與「夜作、叫找」以及字號、賬房等制度一樣值得深入分析。這些工作習慣的變遷,究竟可以如何呈顯當時中國「經濟」與「文化」之間的複雜互動?正是本計畫所欲研究的關鍵課題。

  另外,涉及雇工犯罪如何判刑相關法令的變遷,也能提供一些考察工作習慣的線索。由明代「萬曆十六年新題例」對「短工」規範的改變,到乾隆朝屢次修訂的區辨並適用「長工」刑責的幾次新題例,這些法令變化不僅顯示農業雇工人數隨社會經濟條件變化而大量增加後對當時司法體系與社會等級身份制度的衝擊(經君建,1983a、1983b;高橋芳郎,2001),其實也還反映司法體系與社會大眾如何因應車夫、轎夫、廚夫等更多非農業雇工普及出現後的新都市空間。

  而當那些主要受棉織、絲織全國市場擴大而出現的放料制生產組織「字號」與「賬房」陸續出現與發展(寺田隆信,1972a;田中正俊,1993;岩井茂樹,1993;徐新吾,1999a、1999b;施敏雄,1968:44-47;李明珠,1996),做為手工業資本家的這些「包買商」,他們雖然並不創設那種集中工人在一固定地點生產的「工廠制」,但卻能以機頭、牌號等商標為基礎而配套成為一種特殊的「質檢驗收」方式(李伯重,2000:79-83),通過踹坊、染坊等加工組織,這些包買商能以個人資本支配更多的雇工。而勞、資雙方也在長期互動過程中,出現了更多糾紛,早在十七世紀的蘇州城內,即已出現多次大小規模不等的罷工運動,上海等不少江南城鎮中的許多手工行業也都形成了各自包含「罷工」在內的集體行體傳統(佐伯有一,1952;許滌新、吳承明主編,1985:718-720;段本洛、張圻福,1986:187-192;劉石吉,1986;Santangelo, 1993;巫仁恕,1998);而清代前期江南部份地方政府的司法體系,也已被迫對勞資糾紛做出回應,並形成一些具有「先例」作用的判決(邱澎生,2002)。

  而即使是農村家庭中的「男耕女織」手工「副業」生產形式,也因為棉織業、絲織業全國市場的擴大而得到更大規模與更普及的發展(李伯重,1996;方行,1999)。已有學者論及男耕女織並不只是一個經濟現象,背後其實還貼附了豐富的政治意識形態含義(Bray, 1997),而在我看來,家庭未婚婦女織布其實也逐漸添附了諸如婚姻中嫁妝與聘金「禮物交換」等更多社會文化意義可資探討。而另一方面,一般以為「女工」這種女性勞動力是要等到十九世紀晚期工廠制度引入中國後才普遍出現,而以上海為例,近代女工的群體文化也受到西方婦女運動者的關鍵性影響(Honig, 1986),但其實早在清代前期,透過各種收布、收絲與放布、放絲商人的中介,以及城鎮做為眾多農村家庭生產紡織品的踹、染加工中心(王家範,1986;范金民、金文,1993:387-388),加上一些能夠傳達流行布料與服裝樣式訊息(無論是方過文字、圖畫或是口耳相傳)的管道漸漸形成與作用,不僅使得城鎮與農村的經濟與經濟相關訊息的連結更加密切,更使得眾多在農村家庭中工作的「女工」,也日益被扣連到地方性周遭城鎮的經濟網絡乃至於全國性的紡織品市場裏。總之,在明清時代眾多江南農村家庭成為紡織品生產單位的過程中,無論是城鎮與農村的連結在廣度與深度上的進展,或是男耕女織背後涉及的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嫁妝與聘金「交換」,還是婦女勞動力隨農村家庭日益「工場化」而愈來愈和商品市場扣連起來,這裏面既存在許多工作習慣的變遷,也呈顯著許多當時有意義的「經濟」與「文化」互動。

  以上種種現象的存在與發展,都是本計畫可以進一步分析「工作習慣」變遷與當時經濟結構、經濟演化如何互動的可能議題。以清代前期江南城鎮在商業與工業等方面工作習慣的變遷為焦點,本計畫將分析各種不同工作習慣的演變過程,以及這些演變背後所反映種種價值觀與心態方面的變化,希望能藉以呈顯當時中國江南地區的「經濟」與「文化」互動,進一步探討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傳統中國經濟變遷的特殊軌跡。

(二)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如前所述,「工作」的意義不能被化約為無需考慮特定社會文化意義的「勞動力」,人類學家Sahlins在討論初民經濟時,對此方面問題有兩個言簡意賅的說明:第一,「需求」(need)以及「工作」(work),其實都含有社會文化建構的因素,是個人與群體在社會文化結構過程中的實踐與認知,「工作」並不一定都是為了要解決物質生活「需求」匱乏的生物性問題;第二,發展經濟學中流行的以「國民生產毛額(或淨額)」估計「平均生活水準」的計算方式,其實會誤導我們對初民經濟生活的理解(Sahlins, 1972)。和Sahlins上述討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Thompson的研究,他一方面細緻地論證英國「工作習慣」與「時間紀律」如何在工業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發生深層轉變,從而影響廣大勞工的經濟生活,一方面則譏諷了廿世紀的發展經濟學家,將他們比擬為有如十八世紀以來重商主義的「道德」宣傳家(Thompson, 1997: 400)。

  明清中國既不是初民經濟,也並發展成完全類似英國近代的工業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那麼,我們該如何更好地辨識明清中國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如何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像中國這樣一個在人類歷史上有重要經濟變遷經驗的經濟演化路徑?透過工作習慣的研究,本計畫希望一方面能針對清代前期江南城鎮中的個人、家庭與社會,辨識出他們如何組織經濟資源從事各種生產活動,並分梳種種生產活動如何形塑了不同的工作習慣;另一方面,則可分梳在這個經濟資源流動、生產、消費與分配的過程中,有關「工作習慣、工作時間、工作紀律、工作技藝」的心態與價值觀,究竟出現了何種調整與變遷。

  這是一個有關經濟與文化如何互動的研究,透過明清中國的材料,一方面能豐富我們對歷史上不同地區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特殊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能藉 此反思我們當前經濟結構在歷史長河上處於何種特殊位置。諸如現代勞工體系出現背後的經濟、法律與文化脈絡為何?家內分工與婦女勞動在工作習慣與經濟結構變遷過程中如何變化?「追求最大利潤、時間即金錢、勤儉致富」等觀點如何進入到我們現今的主流「經濟與文化」論述?這些脈絡、變遷與論述,未來又可能朝向何處發展?我希望這個研究計畫對這方面問題的細緻化與開濶性思考能夠有些啟發。

 
 計畫摘要計畫內容參考書目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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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摘要計畫內容參考書目ABSTRACT

  This project delves into the market evolu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y focus will be put on the process of how miscellaneous work-discipline being shaped in Jiangnan, where stood as the most advanced Chinese economic zone from at least six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y. I am going to deal with facets of work-disciplin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yeas: the first year analyzing hired laborers in Jiangnan cities, the second year focusing on urban merchants within the same area, and the last year scrutinize those silk and/or cotton female workers selling their goods to neighboring towns.

  The most concern of this project is to make clear of the particular trajectory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y had transformed through; accordingly, I hope this enquiry about the cultivation of time and work-discipl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ght offer a non-reductive view of how “culture” interwoven with economic change.

  Key Words: Work, Time, Economy, Culture, Jiangnan, Late Imperial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