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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整風運動下江南士人城市活動與文人文化的轉折

王 鴻 泰

 計畫摘要計畫內容ABSTRACT

   明中期以來逐漸發達興盛的城市生活與文化,尤其是士人在城市生活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文人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發展上的別具一格的文化特色。然而,在明清異代之後,這種城市生活與文人文化卻面臨嚴重考驗。歷經亡國之痛的士人,深覺有必要深切檢討此種文化。而新的統治者,更覺得有必要整頓城市中奢靡的生活風尚。在此考驗下,城市生活與文化也有新的轉折性發展。如何進入這個歷史情境,對城市文化進行細密的考察、剖析,是探究明清社會文化發展,乃至體察整體中國社會文化史如何演進的重要命題。

  入清之後,新政權確實有意對晚明以來的城市活動加以整肅,因此刻意選派具有朱子學傾向,性格嚴正的模範官僚,來治理城市生活最繁盛的江南,在江南地區推展種種端正社會風俗的運動。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即在於考察這種整風運動的具體作為與效果,由此剖析、評估其對城市生活的影響作用,進而深入追察在此作用下,社會文化如何轉折發展,由此確實掌握明清社會文化發展的轉折過程。

  本計畫主要針對清初江南城市中的士人的各種交游、文化活動詳加考察,由此追究清初政權的整風運動對江南士人的城市生活究竟產生何種影響,希望由此辨明自明中期以來逐漸興盛豐富的城市文化──尤其是「文人文化」,入清之後究竟如何轉折或承續發展,進而思考明清整體社會文化的內涵轉化與演變軌跡。同時,在此脈絡下對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聯進行思考。

 計畫摘要計畫內容ABSTRACT

(一)研究目標與重點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清初政權在入據中原,軍事行動略告終止後,所面臨的最大統治問題是:如何應對前朝發展至於極盛的城市文化?明中期以來,在商品經濟帶動下,日漸發達,以至達於繁盛豐富至極之種種城市活動,以及由此所開展出來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形式。這對在關外樸實生活的滿族而言,可說是一套大異其趣,以至成強烈對比的生活文化(或文化生活),城市中的休閒消費活動,以至種種純屬消耗性的種種聲色犬馬,對這個力圖在軍事破壞之後,重振民生經濟的新政權而言,究竟應該在戰後致力於恢復舊觀,延續原有的繁榮浮華呢?還是試圖「撥亂反正」,促其返樸歸真?這不止是程度的問題,更屬如何社會性質之定位問題。再者,除了消費活動的經濟考慮外,城市也是士人展開交游活動,甚而相互串聯,以致於發動集體性抗爭行動,這種常見於晚明的城市活動,更可能與新朝的統治產生直接衝突。如何應對,則不止是政治問題,也是文化問題。因為這些士人活動,也正是其社會文化──尤其是「文人文化」開展的基柢或機制。凡此種種明中期以來所發展出來,而以江南地區最為盛況的城市文化,對樸實的新政權而言,是個誘惑,也是個考驗?這涉及政治經濟乃至整個社會文化政策的走向?或許,這可說是政權交替後,兩個不同的文明形態如何對應的問題──也就是說明清異代,不止是種族的問題,更可視為是生活方式、文化形態的差異與應對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尖銳地顯現在清政權如何統治江南,對待江南城市活動與文化表現上,尤其是士人活動與文化的應對上。

  相對而言,被統治的這一方,面對改朝換代之事,除深具亡國之痛外,也深感有反省自身文化的必要,而此種反省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是以城市活動與由此衍生的文化為其要點。明亡後,多有追憶性文字以見遺民情懷,而諸如《陶庵夢憶》、《板橋雜記》之類追憶性文章,乃可視為對城市文化的痛惜,而此類書寫之字埵瘨’h可見其在觀念與情感上往往將城市生活、文化直接視如明王朝的表徵,這可見城市文化在許多時候已經和明王朝劃上等號,對過往城市生活的追憶乃等同於對前朝的憑弔,對以往城市文化的精神擁抱,也成為一種遺民心態下的文化認同的表現。也因此,許多晚明時活躍於城市中的知名文人,如:張岱、陳貞慧、方以智……等人都在亡國後,深懷悲痛之際,乃多刻意疏離,以至全然自我放逐於城市活動之外者,因而多可見「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之類自我禁錮之誓言與行為。[1] 另一方面,由這些刻意自外於城市的言行也顯示:改朝換代已經刺激了士人重新看待、評價他們以往所寄存、認同的城市文化。即以顧炎武為例,他在亡國之後,即以遺民自居,除直接參與反清行動外,更對晚明學風深切反省,而其痛批晚明士風,在相當程度上乃可歸諸為對晚明城市生活與文化的檢討,蓋其所指斥之諸多浮薄士習、學風,實多養成於明中期以來之城市活動中。事實上,此種反省早在明亡之前,已略見端倪,而明亡之痛,更刺激、加劇此種效應。凡此省思,也成為入清後調整、改造,甚或重構城市文化的一股力量。而在此省思下,調整其在城市中的活動形態,以適應新政權的統治,實為新朝下一般士人應有的基本身段。除一般士人之被動順應調適外,對任職新朝的官宦而言,則除了個人內在省思之外,更有遂行新朝政策,建立新的城市秩序與文化的職責,在此雙重考慮下,如何檢討晚明城市活動與文化,建立新的城市生活形式,乃屬理念與現實之間互為體用或相互辯證的任務。要之,改朝換代之後,如何在新的政權統治下,重新評估、應對明中期以來繁盛發展之城市文化,並由此檢討以因應或開展新的城市活動與文化,正是歷經改朝換代後士人的現實作為與歷史任務。相對而言,由明入清的士人,或者是追懷擁抱往日的城市生活,或者是痛切反省以往的城市文化,或者是身體力行於恢復或改造戰後逐漸復甦、活躍的城市活動,他們的反省導致的不同意向,都於新政權下,牽引著城市文化開啟出新的發展方向。

  綜言之,明清異代之後,對新的統治者與被統治──尤其是士人而言,如何檢討明中期以來所發展起來的城市生活與文化,並由此試圖調和或建立起新的城市文化,實為重要的時代任務。相對而言,在清初政權的統治下,明中期以來所發展起來的城市文化,也面臨一個新的轉折點,必須有所調整,以因應新的管制情勢。所以,清初城市生活的變遷與城市文化的轉折,是可視為一個歷史文化的轉捩點。如何進入這個歷史情境中,對城市文化進行細密的考察、剖析,斯為探究明清社會文化發展,乃至體察整體中國社會文化史如何演進的重要命題。

  歷經明清異代的陸文衡在其所撰之《嗇菴隨筆》中曾記載一則清初蘇州地區評選花案而遭致整肅的事例:

  吳門多妓女,往年有好事文人取而評騭之,人贈一詩,名為「花案」,此韻事也。後來踵行者,不免有漁色射利之心。丙申(1656)九月,雲間沈其江,倡品花勝會,大集於金又文宅。又文出女優以佐綺筳,歡宴達旦,觀者如堵,一時傳為豪舉。復拈單訂期,將於放榜之後,借用鼎甲儀仗,仿遊街故事,赴宴虎邱,狂肆甚矣。時驄馬初臨,李按君諱森先聞而惡之,逮二人,各與杖枷,遊示六門,又文卒斃于獄,殆自取也。遊冶子弟當以此為前車。[2]

  這類選花案的活動,大抵自明嘉靖以來即盛行於江南城市中,可說是風雅士人在城市中所開展出來,而獨具特色的文人文化項目之一,明清異代之後,依然有好事士人踵事增華,在蘇州城中盛大舉行此事,然而,這次卻觸犯了嚴厲的法治系統,加以干涉懲治,竟至於杖斃主其事者。整肅此花案行動之江南巡按李森先乃個性強硬的模範官僚,據陳康祺所撰《郎潛紀聞初筆》卷 12 有〈李侍御有海忠介之風〉條謂:「掖縣李侍御森先,巡按江南,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然則,清廷之起用李森先這類作風強硬之官僚按臨士風浮華的江南,恐非偶然,其中應有借力使力,藉此嚴吏以整肅社會風俗之意。

  事實上,李森先的雷厲風行,除可謂乃其個性嚴正使然外,這個風光歡騰景象轉成枷遊慘斃場面的情境轉換,實亦頗具象徵性,它可說是改朝換代後,新舊政權力圖移易社會風尚,使之由「狂肆」轉為「嚴肅」之行動,此「催花」事例之出現,殆非偶然,後見之明地講,這個懲治行動可說是個徵兆,這是清政權有意整肅江南城市風尚的肇端。

  除了順治年間起用李森先之類御使以按臨江南,以霹靂手段整治好事士人之城市活動外。康熙皇帝當權以後,更是以江南之社會風尚為念,他在二十三年時任命湯斌為江寧巡撫,湯赴任之前,皇帝語重心長地對他說:

  朕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為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為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之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3]

  據此可見對江南地區社會風氣的整頓,已然成為國家政策之環,在此政策下,乃特別簡用「端謹」官員以遂政令。康熙任用湯斌後,乃更繼之以張伯行,都是在求此「正風俗」之政策能得貫徹,而這兩個模範官僚也都頗認真地執行此政策(然則成效如何,卻需另外評議)。更且,除康熙特別任用湯斌、張伯行以遂整風政令外,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更在浙江設置「觀風整俗使」,將整頓風俗之事,列為制度性工作,設有專職。凡此概可觀見,清政權確實特別著意於江南社會風氣的整肅,且此整肅行動,乃以移易城市之「奢侈浮華」風尚為要務。

  大體而言,入清之後,新政權確實有意對晚明以來的城市活動加以整肅,其選派諸如李森先、湯斌、張伯行之類,性格嚴正,特別是具朱學傾向的模範官僚,以治理江南,並在江南地區推展種種整風運動,這可說清初政權的一貫政策,而此政策之施行,在相當程度上可說乃意圖嚴肅化江南城市風尚,或者可以說清政權的整風運動,主要的整治對象就是明中期以來,蔚然成風、成形的城市文化。

  在清初的整風運動中,士人的城市活動實為其主要的整治對象。明中期以來,士人即在城市中展開各種交游活動,在此交游過程中,逐漸開展頗出為繁盛豐富的社會活動、互動形態與社會關係,諸如:各種聲色游樂活動的舉辦、各種集「會」結「社」活動的進行,乃至各種集體性抗爭行動的推動、參與、串聯,凡此種種士人常常行之於晚明城市社會的活動與關係,入清之後,已成新政府重要的整治項目。金聖嘆的哭廟案可說是此整風運動中,較具戲劇性的事例。但這個事件的發生卻也並非偶然,推究此事之基因,與其細究個人矛盾,勿寧歸諸整體整風運動之大力推行。此事實可視為晚明士人城市活動習慣,與新朝之整風運動下所欲建構之城市秩序,相互抵觸,終而激烈發展的結果。

  然則,清政權的整風運動,實際成效究竟如何,卻有待詳細評估。事實上,清政權的種種管制措施與明中期以來之社會發展趨勢,以及歷經戰火日漸恢復的經濟活動,實相違逆,如此,當權者「撥亂反正」之意圖,卻似成一意孤行,而雷厲風行之整風運動,不得不與靡然成風之社會慣性,相互抵觸,以至引發消極抵制或正面抗衡。是可見,統治意圖與社會現實之間,並非一面倒地上行下效,而是處於相互試探、相互角力、相互妥協的過程。所以,清政權的整風運動,固然對明中期以來的城市生活與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作用與影響,卻未必能直接造成此種生活文化的全然改弦更張,乃至斷絕此文化之延續性。事實上,清政權的整風政策殆可視為明後期以來城市文化發展的一種新變數,此種變數之實際作用如何,則猶有待仔細評估。本計劃之主要目的即在於考察此整風運動之具體作為與效果,進而剖析、評估其對城市生活的影響作用,由此確實掌握明清社會文化發展的轉折過程。

  過去關於清代初期的研究,不乏關於統治政策的討論,對清政權如何高壓、懷柔並行地遂行其社會、文化、思想控制,多有論及者,尤其是關於薙髮令、文字獄、編纂或查禁書籍、壓制士人集會結社……等諸多統制作為,都不難見及相關討論或專門論著。這些討論多傾向於作政策內容或執行成效之檢討,此種論述概可歸類為政治史脈絡。本計劃則在此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嘗試在政治史的脈絡之外,另外由社會生活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從具體的城市生活與文化的面向切入,由此討論政策之執行過程中,如何在現實社會中與各種社會活動展開互動,藉此檢討清政權整風運動對社會生活之實際作用、影響,並深入考察在此作用下,社會文化如何轉折發展。在這樣的思考中,本計畫將特別著意於「文人文化」的考察,因為「文人文化」是明中期以來頻繁的城市活動──尤其是士人的社交、游藝活動,所開展出來的豐富文化表現中,極具特色的一種,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文人文化」是則是城市生活的精華結晶。也因此,這種「文人文化」在入清以後,也成為嚴正士人(如顧炎武)的重要批判對象。那麼,這種立基於活躍的城市生活的「文人文化」,在入清以後,在追悔明亡之士人的批判與意圖正俗之清政權的管制下,究竟發生何種變遷與轉化,正是本計畫之關心要旨。

  要之,本計劃嘗試對清初江南城市中的士人的各種交游、文化活動詳加考察,由此追究清初政權的整風運動對江南士人的城市生活究竟產生何種影響,希望由此辨明自明中期以來逐漸興盛豐富的城市文化──尤其「文人文化」,入清之後究竟如何轉折或承續發展,進而思考明清整體社會文化的內涵轉化與演變軌跡。同時,在此脈絡下對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聯進行思考。

(二)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本計畫在研究取徑上,主要有兩個面向:一方面對清政權的統治政策進行討論,尤其是對直接遂行管理工作的江南督撫之種種相關作為與實際成效進行討論,另一方面,則對在此管制下之種種城市活動,特別是士人活動,以及由此而蘊釀出來的文人文化進行考察。同時,追索這兩者的內在與外在關係,對其交相作用的過程詳加觀察。

  在實際研究上,一方面對官方的相關文書,尤其是相關官員的諸種政令、奏疏等進行考察,這方面的資料的掌握可由《實錄》、檔案、地方志,以及官員之個人文集等入手。另一方面則是對曾活動於江南地區之士人的活動、生活與心態進行考察,這方面資料的掌握主要得由這些士人的詩文集入手。透過這兩方面訊息的掌握,以解析官方與士人的互動,一則追索官方政令之意圖、具體作為與實際效應,探究官方如何介入城市生活,牽動社會活動、生活形式與時代風尚,同時考察官方作為如何引發士人的對應行為,及士人對應行動下,官方措施如何因應調整……。另一方面,則主要透過士人文集,深入士人的生活世界,從中詳細體察、解析士人的外在活動與內在意念,如何受到政策的牽引,或如何因應政策,以自我調整。最重要的是:進一步考察在此互動或調整下,城市活動與文人文化有何形態上的轉變。

  本計劃第一年即以相關政書、檔案、方志與筆記、小說,及官員個人文集的搜集與閱讀為主,希望透過這些資料的閱讀,概略勾勒出清政整風運動的大致情況。

  第二年,主要集中於江南士人之詩文集的搜集與閱讀,藉此掌握清初江南士人在整風運動下的活動狀態與相關心態變化。

  第三年則在前兩年的基礎上,綜合這兩年的探察與思考成果,更進一步對整風運動下社會生活與文人文化有何轉折,如何發生內在與外在上的轉變,詳加論述。並積極與其他子計劃相交流,據此整合、完成論文的正式撰寫、修定。

(三)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1. 計劃期限內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此計畫期限內預定完成 2 至 3 篇論文,分別發表於與本主題相關之學術討論會,聽取各方意見, 據以進一步修改、增補後,再投稿、發表於學術期刊。

2. 分年工作成果

  本計劃第一年以政書、檔案、方志、筆說、小說之類「外緣」性的資料,嘗試對官方政策及其效應,加以確實掌握,由此盡力建立真確的歷史情境。擬定撰寫〈清初政權在江南的整風運動〉一文。
  第二年將以文集為主,藉由士人之自我表述、觀察或體驗,從「內在」面向整理出士人的生活樣態,焦點集中於士人生活世界與內在感受的描繪,再從士人角度來體察整風政策究竟對士人的活動、生活或心態造成何種影響?其影響作用展現在那些方面?據此考察,預定撰成〈清初整風運動下的士人城市活動〉一文。
  第三年則繼續追究前兩個世界的互動關係與關聯性,綜合兩個歷史圖像,並總結兩年研究成果寫成論文。這年的最後工作,乃試圖將所建立起來的歷史圖像嵌入整體明清社會文化脈絡中,與既有之理解圖像相互參照、相互校正,由此建構更完整的歷史面貌。


[1] 參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台北:聯經,2002.7。

[2] 嗇菴隨筆,卷 5,頁 1。

[3] 中國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以下簡稱《起居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印行,1984 年),頁 1194-1195,1224。

 計畫摘要計畫內容ABSTRACT

  Changing culture and cultural changes:  the early Qing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the shifting urban culture of Jiangnan literati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hibited a continued trend. Similar tendency can also be observed in urban culture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However, it is also clear that Ming and Qing posed two regimes of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cultural policy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deed, after the turmoil of dynastic transition, the early Qing government deliberately appointed officials with strong preference for Zhu school to reset the cultural milieu of the Jiangnan area. How this policy influenced and reshaped the alive and diverse cultural environment as we see in late Ming Jiangnan will be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this project. This project will explore this issue via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he early Qing literati in the Jiangnan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