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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歷史
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
 
作者:喬爾.克特金(Joel Kotkin
譯者:謝佩妏
台北:左岸文化,2007

  本網頁資料轉載自誠品網路書店左岸文化部落格
http://www.eslitebooks.com/Program/Object/BookCN.aspx?PageNo=&PROD_ID=2680188584004

http://blog.roodo.com/rivegauche/archives/2399782.html
   
  【內 容 簡 介】
   
 

城市——
先於國家的人類組織,人類集體創造力的來源,
了解城市興衰的動力,便掌握人類演進的方向。

城市——
人類渺視自然、自我沈淪的產物,還是新秩序的偉大創造?

城市先於國家,它是人類最早的群落形式。人群聚集生活後,如何定義彼此的關係?如何確定彼此的界線?彼此互動又會產生如何的新事物?透過城市的建造,法律、商業、宗教、文化、藝術相應而生。「城市」不只是摩天大樓的陳列展覽,更是人類文明的誕生地,多樣的人文內涵,造就不同的城市風貌。連接每個時期獨領風騷的城市,就是一部世界史的縮影。

在這本出色的權威之作中,備受讚揚的都市計畫者及暢銷作家克特金,帶領我們一探橫跨萬年的城市生活演變史,並藉此探討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城市如何壯大?最後,作者將恐怖主義納入考量,討論未來城市的發展,探索今日宗教及文化引發的爭端如何對城市的未來構成致命的威脅。此外,菁英分子受到吸引前來大城市,卻游弋於聲光色的各式體驗中,一座城市的中心價值如何面臨崩解?我們又如何能夠擁有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本書格局浩大,不只討論一般古蹟維護、綠地保留的都市議題,更抓住時代脈動的論述,重申人類美好城市生活之所在,使得本書榮登以路易斯.孟福(Lewis Mumford)及珍.雅各(Jane Jacobs)為首的傑出都市學者之列。

   
   
   
 

黎辛斯:「基一本讓人欲罷不能、耳目一新的論著,是都市計畫者除了路易斯‧孟福、彼得‧霍爾及費爾南‧布勞岱等人的著作外,書架上也不可少的一本書。」——《完美的房子》、《金窩、銀窩、狗窩》、《螺絲起子演化史》作者,賓州大學都市學教授。

Michael Barone:「沒有人比本書作者更瞭解城市,更有資格傳授我們有關城市的歷史。本書帶我們從古巴比倫的城市一路探訪現代正蓬勃發展的都市遠郊,一段精彩而生動的城市之旅就此展開,絕對讓你滿載而歸。」——《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專欄作家和《美國政治年鑑》作者。

Fred Siegel:「若你想知道為什麼美國和歐洲的城市未來最好交相融合,為什麼布希贏得二○○四年的總統大選,就該閱讀本書的城市興衰史。」——進步政策學會資深研究員及《城市之王:朱利亞尼、紐約及美國生活的特色》一書作者。

Bob Lanier:「對都市生活有一番獨到而精闢的見解……值得一讀。」——1992—1998年的休士頓市長。

   
   
  【作 者 簡 介】
   
 

喬爾‧克特金
喬爾‧克特金是新美國基金會,以及紐約市立大學巴魯分校紐曼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同時也在南加州建築學院授課。他另外著有《全球族》(聯經出版)、《新地理》等五本書,並常為《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公司雜誌》、《美國企業》及《洛杉磯時報》意見版撰稿。目前他與太太與兩位女兒住在洛杉磯的山谷村。

   
   
  【譯 者 簡 介】
   
  謝佩妏
哲學健身館(哲學入門),2005,小知堂、聖彼得堡的文豪(小說),2005,小知堂等。
   
   
  【本 書 目 錄】
   
  導讀 從城市閱讀世界史 王芝芝  內文試閱
  導讀 喬爾.克特金的《城市的歷史》 夏鑄九  內文試閱
   
  謝辭
  年表
  前言  內文試閱
  序論 神聖、安全、繁榮之地
   
  第一部份 起源:全球各地城市興起
第一章 神聖的起源  內文試閱
第二章 施展權力——皇都興起  內文試閱
第三章 最早的貿易都會  內文試閱
   
  第二部分 歐洲古典城市
第四章 希臘文明
第五章 羅馬——首座大都會
第六章 古城衰微
   
  第三部分 東方時期
第七章 伊斯蘭世界
第八章 中國的城市
第九章 錯失良機
   
  第四部分 西方城市重新稱霸
第十章 歐洲的城市復興
第十一章 財富之城
   
  第五部分 工業城市
第十二章 英美的城市革命
第十三章 工業主義及其不滿
   
  第六部分 現代大都會
第十四章 追求「更好的城市」
第十五章 郊區的勝利
第十六章 後殖民困境
第十七章 「遠東之冠」
   
  結論 城市的未來
   
  注釋
  推薦閱讀
   
   
   
   
   
  【內 容 試 閱】
 

 

導讀之一 從城市閱讀世界史        王芝芝(輔大歷史系教授)

   
   
 

這是一本為美國人寫的全球城市史。作者克特金(Joel Kotkin)的立場,並未脫離珍雅各(Jane Jacob),路易士芒福(Lewis Mumford)等美國都市史作家的文化批評路線,對於美國大城市的未來憂心忡忡。因此,本書的重點雖然是以全球的視角引介全球城市史,實際上,是藉此為美國城市把脈;進而提出有利於今後發展的希望之路。

在〈前言〉裏,作者針對城市,提出非常有全球化概念的看法。他認為不論古今,所有的城市都具備三項普遍的功能:建構精神道德領導、提供保障基本安全的權力組織、商業交易運作與經濟發展。他認為城市的成敗取決於它在這三方面的整體表現;如果其中任何一環節有缺失,便意味該城市將無法健康成長,甚至會步向死亡。三項機能中,尤以精神與道德的步調是城市文明興衰的關鍵。

他舉古典時代的迦太基城為例,這個城市缺乏精神與道德號召,雖然坐擁「有效的經濟体系」和「穩定的政治秩序」,終因城民沒有可以認同的理念,淪為唯利是圖的物慾之城;在面對有認同感的羅馬人挑戰時,便難逃滅亡的命運。基於作者的這點認知,讀者們隨處可以見到,影射理想健康的城市應該具有為群體共利與放棄私慾的理想。在他看來,沒有精神層面的生活,不算是有意義的人生;人光是「活著」是不夠的。

全書的結構是循照一般西方文化史家的撰寫方向,按年代先談西亞、北非、地中海等古典時代的城市發展,中世紀西方城市比較灰暗的時間,再討論十六世紀歐洲商業城市復興與現代城市生活的繁榮。書中對於同時代非歐洲地區的城市文明,雖然不否認他們過去的光環,但是都只有簡略介紹而已,而且加上相當主觀的評論。例如在第三部份「東方時期」,他以二章分別概略介紹十六世紀以前的伊斯蘭世界與中國的城市;隨後的一章是他的評論。

他認為這些城市文明,雖然遠遠超越西方,但是其統治者自閉傲慢,伊斯蘭教統治者壓抑商人,中國皇帝則重稅剝削;人民失去精神上的認同感,而錯失發展的機緣;在十六世紀以後,淪為西方城市文明的附屬。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他將伊斯蘭世界放在「東方時期」(The Oriental Epoch)來談,足見是從他的立足點——美國,穿過大西洋,地中海向東看的。這一點無疑是非常歐美中心論的。

自第十章以降,他的重點是西方城市文明在十六世紀以後,三百年的卓越發展;討論歐洲各國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互別苗頭的興衰史。在他看來,擁有擴張致富決心的西方國家,具有足以整合全民力量精神號召,是近代世界的勝利者。缺乏精神認同的國家,如果不是失敗者,也脫不了先勝後衰的命運。他談到西班牙人、荷蘭人的衰落原因時,指出領導階層缺乏卓見,無法號召人民;整個社會日趨自滿,固步自封。

他舉了一則相當美國本位的實例,証明荷蘭人失去早年海上拓殖的決心與遠見,那就是放棄「新阿姆斯特丹」,亦即日後的紐約市所在的曼哈頓島。藉著荷蘭的例子,他再度強調在〈前言〉所強調的「精神力量是城市文明成敗的重要因素」。他認為一個城市儘管經濟持續成長,政治秩序也安定,倘若其人民缺乏共同認可的精神價值,便難逃敗落的惡運,注定日後無法掌握霸權。

從第五部分「工業城市」起到第六部份,討論的是工業革命後,全球城市面對工業化所帶來的現代化問題,如:城市人口激增、大都會的泡沫化、環境污染等。先以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蘭開夏為起點,討論工業革命許多靠製造業快速成長的城市,以及生活環境的惡質化;然後便直接跨大西洋談美國的經驗。不同於一般都市史,跨英倫海峽,先談與美國同時起步的歐洲大陸。克特金大異其趣的安排,或許因為考量到美英經濟的緊密性與社會文化的相似性,同時也反映出他的美國本位思考取向。

因此,從第十二章「英美的城市革命」起,克特金跨過大西洋,脫離脫離歐洲中心的囿限,開始以美國的眼光論全球城市。看到太平洋彼岸快速崛起的日本工業革命,也看到其他現代化產業革命的後進國家如阿根廷、澳大利亞。更討論了堅決反對資本主義的俄國共產黨,如何在大革命後,提出打破資產階級專利,發展「為人民所用的城市」的另類思考。

也像路易士芒福(Lewis Mumford)一樣,克特金強調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快速都市成長,對城市文明的挑戰。討論資產階級在城市空間上所做的革命性改變,例如:資產階級以資本主義的手法,配合政府重整市容,成為符合資產社會需求的現代城市;富裕者為追求居住空間的舒適移居郊區後,城市逐漸擴張成為「去中心化」的巨型都會(Mega-city)。

克特金在第十六章與第十七章全力討論第三世界現代城市的發展,列出失敗墮落的例子如非洲城市,也談到相對比較成功的遠東城市。最後討論的是「後殖民時代」(Post- colonial Epoch)來臨後,許多非歐洲城市所面對的窘困。至於帝國主義者對剝削第三世界的罪行所應負的道德責任問題,當然不會是他的論題。他甚至在〈結論〉裡,呼籲伊斯蘭世界要緬懷其城市文化全盛期,那種兼容並蓄,多元融合,符合理性科學精神的傳統,可以從中吸取解決當前問題的正途。

在他看來,城市的未來,端看其居民能否放棄個人某些堅持,建立共識,使他們的城市成為有精神號召力的「神聖的地方」;但是,這種精神力量指的不是伊斯蘭基進派的恐怖活動所主張的宗教狂熱,而是理性溫和,多元共容,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共識。他認為「九一一」的恐怖攻擊是向全世界的城市安全宣戰,雖然達到威脅西方城市安寧的政治目的,事實上也等於是勒殺了伊斯蘭城市的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這一點可以從西方世界對於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等地的經濟封鎖得到印證。

多年來,歷史界討論如何書寫「世界史」時,最常遇到的問題是必須認識到,世界史不等於國別史,或地方史的總合。世界史的書寫者必須放棄面面俱到的想法否則就會淪為斷爛朝報,令讀者無從讀起。一本成功的世界史,即使其作者如何努力遵守學術專業,保持客觀,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必須在內容及章節安排上,有所取捨,留下自己的立場。克特金這部可讀性很高的世界都市史以精簡的文筆,清楚的邏輯觀念,縱貫古今,囊括全球,由西方城市一路談到了伊斯蘭世界、亞洲、中國,非洲,亞洲,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就像所有世界史作者一樣,作者下筆時,勢必有所取捨。克特金的選擇是只談具影響力的歷史,和一些他認為具時代指標性的城市。

總之,讀者通過克特金的選擇,讀到的是一本世界觀相當地歐美中心論的世界都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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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之二 喬爾.克特金的《城市的歷史》夏鑄九(台大城鄉研究所教授)

   
   
 

本書是值得推薦的好書。第一次讀到喬爾‧克特金的《城市的歷史》的時候,心裡一驚。它不像過去的都市史(urban history)寫作,甚至是已經有百年論述傳統的建築史寫作,大多作者,包括極傑出的學者眼光,都僅能就西方的城市提出研究的視角。終於,有人能以淺白的文字,由世界史或是全球史的角度,指點江山,談論城市的歷史了。

其次,作者主要的理論角度是城市的共性,也就是所謂的都市性(urbanity)。過去這方面的討論,很難逃脫西歐中心主義的成見,即使是馬克斯‧韋伯對工業社會城市性格的討論也難脫此嫌。而作者竟然在處理羅馬城市的衰亡,歐洲城市的復興之餘,著手中國與東亞獨特而內生的城市文化與歷史經驗,以及,歐洲以外的近東、北非、美洲的城市的興起。或許,作者在處理工業城市歷史的篇章時,保守主義的政治立場使得我們可以要求作者對於國家主義的工業城市模型,可以區分得更細緻,如,法西斯主義崛起於昔日歐、亞的歷史條件與特殊都市經驗;做為另類工業城市的經驗,如,蘇維埃國家主義的革命城市的分析與教訓;甚至,作者所謂的央格魯—美利堅的城市革命,尤其在英國新鎮與美式城郊之間的差異與規劃理念的意義競爭;還有,如,以流行的儒家文化解釋東亞四小龍,然而,作者疏忽了儒家思想確實可以解釋對教育價值的高度肯定,於是在國家政策下,東亞高素質勞工得以形成。但是,儒家文化不能解釋社會服從,因為在儒家哲學中,威權必須要正當化,並且透過正當的方式運作,否則就應該予以抵抗。或許,國家(state)的中心角色,是作者自己也曾經指出的,東亞模型的關鍵作用。這些細節等等,都可以更分析到位一些。

作者界定城市的普同本質,提出神聖之地、安全需求、商業作用三點,其實是文化認同與城市精神、防衛與安全、經濟上繁華富庶的作用,三者是環環相扣的都市功能。這些關於都市性的界定,其實不論是否為人類城市的本質,都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分析角度,尤其是本書作者致力分析最深的現代大都市——巨型城市,也就是全球都會網絡裡的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的陽光與黑暗面。而這些,正是我們當前城市的空間與社會考驗,也是我們面對城市的歷史挑戰。作者所言甚是,由巴比倫的眾神之門的神聖起源開始,今天,當前中國的城市是人類前所未有的實驗。而台灣的城市,正好具體而微地早走了半步。台灣城市的教訓與心得,不正是上天好生的趨吉避凶指示嗎?本書中譯流暢易讀,然而,沒有能區分城市(cities)、都市(urban)、都市化(urbanization)的範疇與意義區分,這不是譯者的語言能力問題,這是我們自己城市的文化與歷史正面臨的過程,文字遂不及細究。在中國都城的營造與其地方城市統治網絡中,作者清楚指出,國家權力與象徵意義的重要性,以及,唐宋之後商品經濟所觸動的城市活力,這也就是清明上河圖所流露的,於今為烈的,都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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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從最初的雛形到立足世界,與人類的演進史密不可分。城市也如法國哲學家艾呂爾(Jacques Ellul)所說,代表人類藐視自然,自我沈淪,及陸續為創造嶄新、可行的秩序所做的努力。

「該隱建立了自己的城市,」艾呂爾寫道:「以取代上帝的伊甸園。」無論是中美洲、中國、北非、印度或美索不達米亞等地的城市,城市建造者最初的目的都在打造新的人為環境,如此一來,新的社會及道德秩序隨之產生,並取代以往界定人倫關係的部落及宗族體系。

城市史有兩大要點。一是不論種族、氣候及地理方位,城鎮生活都是種普遍經驗,甚至在即時通訊、全球網路及交通幹線尚未普及,各個城市亦未大同小異之前,即可發現這點。法國歷史學家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曾說:「無論何時何地,城鎮就是城鎮。」

本書一開始所引用的日記便以驚人的方式揭露這點。卡斯堤洛(Bernal D【i/】az del Castillo)是十六世紀的寇特斯(Hern【a/】n Cort【e/】s)麾下的士兵,他在日記中提到,鐵諾奇特蘭大城(今墨西哥城)雖是他眼中全然陌生的城鎮,但卻跟塞維爾、安特衛普或君士坦丁堡等歐洲城市異曲同工。

鐵諾奇特蘭跟歐洲大城一樣,以宗教聖地為中心,有良好的屏障,安全無虞,讓城市生活得以蓬勃發展。這座偉大的阿茲特克首都也有大型市集,不但供應許多新奇的外來商品,運作方式也類似大西洋對岸的城市。

這些共同點可見於今日全球各個城市。無論是東亞、東英格蘭的城鎮或洛杉磯的廣大市郊,其中的警局、商業中心及宗教團體也以類似的方式運作,所在之處同為城市重地,甚至連建築樣式也雷同。另外,各地居民幾乎都對城市有相同的「觀感」:街道繁忙、步調快速、攤販、四通八達的公路,並有必要建立城市地標及獨一無二的市民認同。

許多城市史學家將這種現象限於特定的城市,如以紐約、芝加哥、倫敦、巴黎及東京為首的幾個人口稠密的中心大都會。我的定義較廣,且有意將許多新興都會區,如我的第二故鄉洛杉磯及發展中國家許多零零散散、多中心的都會區也視為城市。雖然這些新興市鎮與「傳統」都會的形式迥異,但本質上仍是城市。

這也帶出城市史的第二大要點:界定繁榮城鎮的普遍標準。一開始,城鎮就得扮演三種不同要角:宗教聖地、安全堡壘、貿易中心。每個城市的定位不一,但大體而言若嚴重缺乏這三種功能便會降低生活品質,導致城市衰敗不振。

今日全球各地的城市也盡其所能扮演這幾種角色,但成敗不一。經濟蕭條及政治動盪是發展中國家的零星城市最迫切的問題。另外,許多城鎮中,人與人之間仍因宗族及信仰(古老的傳說、基督教、回教或佛教)緊緊相繫,但一城市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卻付之闕如。這也牽引出一種新的歷史現象:大城市如今不需有以往繁榮富庶或大權在握等條件,即能成長茁壯。

西方世界、東亞及南亞日益增多的繁榮市鎮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本質各異。這些地方的城鎮相對而言較安全,一旦帶動周圍市郊的發展,繁榮程度絕不輸昔日的城市,但卻越來越缺乏對聖地、市民認同或道德標準的共識。

中產階級紛紛遷離全球各大都會的現象,最能反映此問題。如今,觀光客、擔任高階職位的上層階級、足以滿足自身需求的民眾,以及居無定所、遷移頻繁的年輕人,往往選擇菁英城市居住。這類壽命日益縮短的城市將時髦、酷異、藝文、時尚等等與時浮沈的價值,奉為最高價值。

這些價值雖極具魅力,但卻無法取代家族、信仰、市民文化及街坊所形成的無可取代且源遠流長的聯繫。有限的交易市場及娛樂產業也無法取代力爭上游的家庭賴以維生的多種工業。於是,這些家庭漸漸遷離市中心,尋找庇護,許多都在城市外圍或外邊的小市鎮落腳。

這跟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貧窮及社會不安定等問題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城市史的研究指出,富足的城市若缺乏道德共識或市民認同,注定要走向頹敗。我希望當代的城市無論座落何處,亦能發揮其歷史功能,讓這個最多人口居住於城市的世紀,不論在人口統計或精神層面的價值觀上,都能成為名符其實的都會紀元。讀者毋須完全同意我的分析或大致同意我的論點。

可以說,這本書目的不在批判,也不在分析,而在引介。

我希望能吸引讀者深入城市生活的根本核心,並期望一旦攤開這段歷史,讀者會對城市生活的複雜樣貌倍感讚嘆。我和家人的生活即因都會的發展更加充實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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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神聖的起源

   
   
 

早在墨西哥、中國或歐洲出現最早的城市之前,中東地區就已逐漸發展出都市生活的雛形。現代智人據稱早於兩萬五千至四萬年前,即已具備現今人類的外觀樣貌。智人的足跡在西元前八千年以前就幾乎遍佈全球,包括美洲及澳洲等適合人居之地。

隨著最近一次冰河時期的結束,從事畜牧及農耕的人口越來越多,人類的生活型態也漸趨於定居。小村落發展為工藝及貿易中心。其中一些發展最蓬勃、或許可稱之為「原型城市」的城鎮,在廣闊的敘利亞大草原一帶、耶利哥、伊朗、埃及及土耳其等地,崛起最為迅速。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指的是巴基斯坦西岸至埃及尼羅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至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地區,一般稱為「肥沃月灣」。德國歷史學家及考古學家克勒爾(Werner Keller)認為,最早的人類離這一帶越遠,「就越趨向黑暗,文明及文化的痕跡也越稀少;居住於另一片土地的人類,彷彿期待啟蒙的孩子」。

位於今日的伊拉克,介於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兩河流域,確實是帶動城市生活的大好環境。這片被稍後出現的希臘人稱為美索不達米亞的地區,荒漠上有蘆葦叢生的沼澤,河中滿是魚蝦,岸邊生意盎然。這樣的土地讓穀物、小麥及大麥快速生長、順利收成。正因如此,新石器時代的農夫才得以在豐收的基礎上建立都市文明。

早期的都市建造者在這塊豐饒的土地上也面臨許多嚴峻的考驗。

礦石、建屋用的石頭、木材皆很難取得。另外,雖然不時有雨,但這裡的河流不像埃及的河流,能自然滋潤四周乾涸的土地。因此,當地居民勢必得構想出複雜的灌溉系統。

欲執行這項大工程,必先建立某種倫理及社會秩序,當地社群才能接受這種複雜的改變,對自然生態採取強硬的態度。這跟幾千年來宗族式的、慣於順應環境的傳統聚落生活相當不同。早期的這些城市便以指揮總部之姿興起,負責執行這些工作。以現代甚或過去的標準來看,這些市鎮都非常小巧,其中最早的城鎮可遠溯至西元前五千年,就連西元前三千年強盛的屋爾「古都」面積也不到一百五十英畝,居民僅約兩萬四千人。

神職人員儼如新秩序的擘劃人,一方面得灌輸民眾事在人為的教義、傳授祭神方法,另一方面還得集合原本素不相識的大批人馬,分配職責、監督工作,完成公共建設。

如今宗教盛況不再,世俗化的現代人或許很難想像宗教在城市發展史中曾經厥功至偉。

蘇美人的神職人員就跟天主教、佛教、回教、印度教及阿茲特克人的神職人員一樣,為遠古時期的都市建立秩序、延續生命,甚至還能決定全民工作、祭神、節慶的時日。

正因神職人員大勸在握,可想而知,人類最早的「空中美景」必是由奉神的廟宇獨領風騷。最早的神塔,亦即屋爾城中供奉娜娜月神的神廟就有七十呎之高,立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一枝獨秀。

宗教學者埃里亞德(Mircea Eliade)認為,高聳的神廟是為直通天聽的「天山」。

可以說,神廟統禦早期蘇美城市文明的「內城」。城牆內的神廟沿著皇宮及官宦人家挺拔聳立,帶來神聖的庇護,並給予居民安全感。

這些神廟也刺激早期城市的貿易活動。一開始除了奴隸之外,一般的工人、技術精湛的工匠也加入建廟行列,其中很多人在完工後繼續留城,聽候神職人員差遣。這時,亦即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首次出現供宗教及商業用的共通文字系統。

神職人員握有掌理俗世的大權。他們以神之名控管社群中多數的土地。這些「神聖之家」不只要維護河道,也負責儲存及分配最重要的餘糧。蘇美人的《吉迦美斯史詩》就稱這些「神聖寶庫」為「伊絲塔女神之座」。

神廟亦為最初的都市「購物中心」,公開展售各類商品,從油膏、油脂,到蘆葦、瀝青、襯墊、石塊等等應有盡有。神廟內甚至設有專製服裝及用具的工坊。

朝代更迭,但唯有大災難才可能摧毀這些宗教建設。屋爾城歷代的統治者不斷重建城內的神廟。居民供奉的神祇及祭神的方式也許會因時而異,但幾千年來宗教一直都是城市的核心。

縱使蘇美文化的全盛期已過,宗教力量仍絲毫未減。巴比倫、亞敘、波斯等國繼之崛起,但基本上仍把城市視為與神聖力量緊緊相繫的聖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最壯麗的城市巴比倫名為「Babi-ilani」或「眾神之門」,亦即諸神下凡過境之地。

埃及
美索不達米亞是否直接形塑了埃及文明仍未有定論,但如歷史學家克拉克(Grahame Clark)所說,埃及文明應該「從蘇美文化中獲益匪淺」。

最初的埃及城鎮跟早期美索不達米亞的城鎮一樣,都是因為農作物豐收才得以具備經濟後盾。據估,埃及農夫平均的收成量是需求量的三倍。

但這兩個文明其實差異甚大。埃及是由自稱為神的法老王統治,埃及官吏掌理灌溉工作、分配財富的目的不在敬神或尊王,而在致力讓自己成為神明或國王的代表。

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中,神職人員一度與市民認同密不可分,但在埃及這種情況已不復見。

因為這種種原因,早期的埃及較少被視為城市發展史的源頭。美索不達米亞的社會以城市生活及歷時久遠的宗教體系為中心,而埃及社會則以皇室為中心。

官吏、祭司、工匠、工人及奴隸認為自己是法老的子民,而非城市的一員,若王朝遷至他處(不時會發生),政教人員也會隨之遷移。

然而,埃及強盛、持久的文明仍然造就了一些重要的城市。底比斯城即為一例,有首西元前十五世紀的讚美詩就如此稱頌底比斯:「她名為城市,其他一切皆籠罩於其陰影之下,透過她而發揚光大。」早在巴比倫等城未出現之前,埃及的城市人口就跟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不相上下,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儘管如此,孟斐斯或底比斯等大城在家園認同、經濟發展、宗教信仰上,仍比不上蘇美人形形色色的市鎮。其中一個原因是,埃及長期的統一政權(與政治混亂、四分五裂的美索不達米亞對比極大)並未大力推展築牆自立的城市。另外,貿易不振也讓市場經濟難以發展。埃及文明的偉大成就金字塔,是為死者而非生者所建的屋宇。就城市史學家孟弗(Lewis Mumford)觀察:「埃及的一切似乎都堅不可摧,唯有城市例外。」

印度及中國
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的共同點是,兩者的城市文明都以宗教為核心。於西元前兩千五百年左右建立,位於今日巴基斯坦信德及旁遮普兩省的哈拉帕及默罕約達羅,也將大型的宗教建築立於市中心,並跟往來貿易的蘇美人一樣,由神權政治家負責治理城市。他們崇拜的主要神祇是神母,其地位與中東的豐收諸神一樣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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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施展權力--皇都興地

   
   
 

若無宗教聖地的概念,全球各地大概也難有城市興起。但城市若要繼續壯大,勢必得擴充版圖、增加貿易,將領主、神祇或官吏的權力往外擴張。

美索不達米亞原本由陸續崛起的小城邦統治,到了西元前兩千四百年左右,薩貢(Sargon)征服各個城邦,將統治權集中於一個城市,都市發展也由此走入下一個重要階段。

薩貢:皇都建造者
薩貢及其他早期的皇都建造者都不敢大意,以原本的聖地及宗教傳統為基礎建立政權。雖然改朝換代,原本由蘇美人掌握的政權落入閃族手中,但在位者仍保留以往的語言,讓居民能如同往常一樣祭神、吟詩、傳述神話。美索不達米亞前後歷經波斯、亞歷山大及羅馬帝國的統治,但陸續的統治者一直保留傳統,尊重舊有秩序。

薩貢雖然尊重宗教傳統,卻也不忘著手奠定嶄新的城市秩序。他從神職人員手中抽走經濟大權,原本由地方祭司獨享的領土如今也能為私人擁有。國王即是「大企業主」,掌管所有重要的灌溉渠道、房屋建設及商業活動。

更重要的是,薩貢拒立既有的蘇美城為新都,正式與傳統決裂。他在亞加德,亦即日後的巴比倫附近,另建首都。新都有別於原本資源有限的城邦,能從擴展至地中海海岸的帝國(雖然統治時間短暫)補給原料、商品及大量的奴隸。

然而,首座皇都壽命不長。不過四代,北方游牧民族便攻佔薩貢帝國。最後,新統治者重建不堪一擊的屋爾城,並封屋爾城為首都,但並未恢復以往的神廟中心制,反而保留了地主制及由薩貢及其繼承者制訂的中央集權制。

巴比倫:首座超級大城
到西元前一千九百年,權力中心已由美索不達米亞轉至新都巴比倫。

接下來一千五百年,巴比倫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城市,孕育城市文化的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巴比倫王國繼續鬆綁宗教對商業的箝制,並鼓勵各城進行貿易往來。

此時,一套適用於不同宗族、種族的法律制度更顯必要。

巴比倫王漢摩拉比(Hammurabi)制訂的法典最為著名,其中有多種刑事及民事法條。漢摩拉比在序言中說,馬杜主神命他「讓正義於人世中顯現,打擊邪惡,使弱者免於遭強者欺凌,如太陽神立於芸芸眾生之上,照亮大地……」

在希羅多德的時代,巴比倫雖已非國都,但仍為神聖之都及知識的中心。此外,巴比倫人口多達二十五萬,仍是當時世上其他城市無可比擬的超級大城。即便權力轉移,巴比倫留下的豐富遺產仍讓人心生敬畏。眾多的人口再加上宏偉的建築,無怪乎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說,這城市「輝煌奪目,世上難以匹敵。」

城市的安全及覆亡
由薩貢率先創建的帝國讓城市日益壯大。在帝國統治下,廣大土地安全無虞,城市生活及貿易活動蓬勃發展,即使在嚴苛的亞敘人統治下也不例外。這種現象不只可見於西元前六百五十年的全球最大城亞敘王國首都尼尼微,亦可在亞敘王國內的許多小型市鎮上發現。

由於各個城市能力足以抵擋外族入侵,印度的哈拉帕城市文明才得以發展。一旦游牧民族入侵,進犯城牆,城市文明便會瓦解。要等數百年後,印度這片次大陸上才會再有大型都會中心興起。遠古的城市一再重複這個模式。

美洲的大城市最初也是帝國中心,無論是中美洲的歐美克及馬雅文明或安地斯山脈的前印加文明,都因有安全屏障,城市才得以大幅度擴張。位於墨西哥中部的狄奧提瓦坎在安全庇護之下,西元四到六世紀間人口已達五萬至八萬五千不等。然而,北方蠻族在西元七百五十年入侵,狄奧提瓦坎就此沒落。

中國:屹立不搖的城市
一般認為,中國提供了建立皇都的典範。西元前兩千年,中國當地即發展出獨一無二的都市生活,不過早期的中國城市多半是小型的宗教中心,城內設有專為宮廷服務的工坊。西元前一千一百一十年左右的大一統王朝周朝,首次推動大型圍牆市鎮;城牆與城市無疑成了同義詞。

周朝及後來的漢唐都施行中央集權制,統治範圍之大,時間之長,空前絕後。洛陽、長安及開封等首都,一千年來一直都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大城。城市地位輕重端看統治王朝定都何地,儒家經典《周禮》中就說:「惟王建國」。其他行政中心、地方政府或縣城多半因是王朝的行政要都而地位不墜。

接下來幾個世紀,亞洲其他臨近國家亦採用中國模式建城。日本最早的大城浪花(大阪古名)、藤原及奈良就是模仿中國長安所造。西元七九四年,日本人在平安(今京都)建立新都,人口多達十萬,新都以皇宮為中心向外發展,一直都是重要的宗教聖地,屹立千年,歷久不衰。

同樣的,西元一三九四年朝鮮王朝的國都漢城正如兩位韓國史學家所說,五百年來都是「田園式的官吏之都」。

漢城正如中國古城,為王朝的行政中心,由皇室統治,並有圍牆護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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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最早的貿易都會

   
   
 

在皇都統治下,城市發展帶動貿易成長,中國、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到美洲等地的城市貿易活動興盛。然而,商人及工匠對城市的影響力仍相當有限。

今日我們多半將企業界人士視為繁榮都會中,絕對必要甚或首屈一指的力量。然而,古代商人或工匠縱使富有,仍無法像祭司、士兵及官宦掌握實權。商人通常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代表官宦或祭司進行貿易。一位歷史學家就說,埃及的法老是「唯一的批發商」。

在中國,商人以財富打破嚴格的階級之分,以為自己或子嗣爭取官職或打入貴族社會。甚至連中國城市的規劃都反應出貴賤之別:皇宮位於市中心,市集則在風水較差的城市外圍。

腓尼基崛起
貿易都市對日後都市文明的發展相當重要。欲尋找其起源,我們得將焦點從強盛的城市帝國,轉移至地中海及沿海山脈之間的狹長土地。

這塊日後被稱為腓尼基的地方,氣候特別適宜人居。一位阿拉伯詩人寫道,此地「北方是冬天,兩側是春天,夏天則蟄伏於南方。」早期的港市,如敘利亞海岸以北的烏加理特,早在西元前兩千年中葉即已發展成希提人及埃及人的貿易中心。

當時多數城市居民對汪洋大海尚存畏懼,但腓尼基商人已駕黑船遠渡重洋、探險海外,從非洲西岸到義大利薩丁尼亞島、賽普勒斯、西班牙,甚至英國都留下足跡。雖然腓尼基的泰爾或西頓等主要城市人口從未超過四萬(跟巴比倫的人口難以相比),但卻是當時唯一影響力如此遠大的古國。

腓尼基不像其他大國持續往內陸擴張。他們堅守海岸線,主要靠著與臨近大國進行貿易或供應貨品成長茁壯。腓尼基人擅於鞏固地位,生財有道。

商人為王
到了西元前八、九世紀,拜波士(與黎巴嫩交易雪松的主要港口)、泰爾及西頓等腓尼基城在自食其力之下,已相當富足強盛。此時,終於出現強勢且舉足輕重的商人階級。〈以賽亞書〉中就提到,泰爾城「本是賜冠冕的。她的商家是王子;她的買賣人是世上的尊貴人。」

腓尼基人的貢獻不只有海外貿易。在稍後崛起的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及大阪等港市中可發現,除了經商之外,港市居民在工藝技術上亦表現卓越。腓尼基人製作玻璃、珠寶、服飾,及當時無論在西班牙荒野或蘇美古城都有人配戴的飾品。荷馬在《伊利亞德》中說,帕里斯以「由西頓婦女紡織的亮袍」裝扮海倫。

腓尼基人從海灘上某種蝸牛的腺體萃取出紫色染料,並由此建立重要的染色工業,就連地名腓尼基也源於此染料的名稱「腓尼基斯」(phonikes,希臘文表紅色或紫色之意)。

腓尼基人也將建造技術傳至海外,在遠古世界設計了許多美麗的城鎮、皇宮及神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的所羅門王廟。

腓尼基人最偉大的文化貢獻:發明字母,也是應商業需求而生。腓尼基的商人及工匠從美索不達米亞及埃及人身上學到,紀錄及立法都需要書寫。約從西元前一千一百年開始,腓尼基城市就發明了一種比古老的象形文字更加簡單好用的文字系統。這種書寫系統就是日後希臘字母及後來的拉丁字母的前身。

腓尼基人有生意頭腦,也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他們絕不忘提醒顧客,他們是為了賺錢,而非屈於強權才辛苦奔走。法老王派人前來購買建造阿蒙神船的建材時,拜波士王就對埃及使節不客氣地說:「我可不是你主子的手下。」

腓尼基衰亡的原因
腓尼基各城就如日後繼承此商業王國的希臘城邦,或兩千年後文藝復興的義大利城市一樣,自給自足之後就想往外擴張。當時的城市多半以商業利益為導向,主要目的在於拓展貿易。

但商業菁英偏狹的地域觀念使得腓尼基發展有限,難以成立帝國。腓尼基商人在遙遠的設置貿易據點,主要目的在於建立獨立自主的新城市。

腓尼基最大的殖民地是北非的迦太基。一般認為,迦太基是由泰爾人於西元前八一四年所建,這座人稱新城(Quat-Hadsht)的城市即是腓尼基與地中海西部沿岸通商的基地,後來迅速發展,影響力遠及西班牙大西洋沿岸,直到英格蘭西南方的康威爾以北,甚至抵達有些記錄上提到的幾內亞沿岸。

西元前五世紀之前,迦太基人口已超過泰爾及西頓人口的總和,躍升為地中海一大城邦,擁有精良的艦隊,並與其他許多的地方政權結盟,其中包括義大利的伊圖斯坎。腓尼基其他的西方殖民地遂起而鼓吹由迦太基掌權,負責維持和平,抵禦希臘城邦入侵。

腓尼基城也因居民忠誠度大減而元氣大傷。沒有子孫為後盾,這座古老的城市不再能抵禦日漸專橫的亞敘、巴比倫及波斯王國。這些城市也就漸漸不再能獨立自足,並失去遠古地中海貿易中樞的寶座。腓尼基的「黃金時代」已日薄西山。

迦太基有朝一日也會遭遇遠古以商業立足的城市難以避免的窘境。迦太基的人口最多曾達十五萬到四十萬之間,他們驕傲地繼承了腓尼基人的文化及政治觀,由相當於城邦政府大小的行政體系治理,另外選舉執政官(suffetes)、元老院及議會成員。政治體系多由商業特權人士掌控。奴僕負責粗活;士兵及船員負責打仗;祭司負責調停;富人掌權。

迦太基重蹈腓尼基的覆轍,因執拗的商業性格而走向滅亡。他們往外擴張不為長遠的眼光或計畫,只為賺錢;雖與其他殖民地保持聯繫,但卻未積極一統政權,成立王國。最重要的是,迦太基一直都以商業利益治國。

在遠古社會中,商業之城終究難敵侵略之城。光靠生財有道及短視近利,無法抵禦一直以來支配城市發展史的帝國野心;一直要到現代社會,這種帝國野心才會逐漸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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